还记得2015年，亚马逊在美国发起了一场针对近千名网络水军的诉讼之战；2016年，淘宝将涉及假货的400名不法分子送进了监狱；2017年，谷歌组建了一支60人的专业团队，加大力度打击假新闻……这些事件都向我们展示了网络水军问题的严重性。

饭圈文化治理，直击网络水军要害，遏制不良网络文化滋生蔓延。微博，作为拥有5.73亿月活用户和2.48亿日活用户的社交平台，汇聚了民众、主流媒体、政府机构等多方力量，成为了网络水军泛滥的焦点。

平台，这个连接亿万用户和万千商家的桥梁，有责任也有能力承担起打击网络水军的重任。然而，在新氧与黑产的一次较量中，我们发现了平台在拦截黑产方面的巨大能量，同时也看到了平台在处理黑产中存在的局限性。要想彻底杜绝黑产，不仅需要平台不断翻新机制，打击黑产，商家、监管机构、用户等相关“势力”也应积极参与其中。

社交网络对于文明倡导的需求和平台建设的底层逻辑是不变的。从微博场景切入，放眼全行业，平台需要平衡好治理行为和用户自由表达之间的关系，做到“治理不盲目、打击不打压”，突出教育引导作用，实现“前置预警”，降低内容风险发生概率。

近年来，随着网民数量的激增，网络水军的问题愈发严重。比如，12月27日，四川省叙永县法院新浪官微发布消息，该院宣判6人从事网络有偿删帖等水军业务涉嫌非法经营罪一案，6人均获刑并处罚金；而就在前一天，新华社报道，福建省莆田市警方侦破一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炒作舆情200余起案。据悉，今年以来，公安机关成功侦破自媒体“网络水军”团伙犯罪案件28起，关闭涉案网站31家，关闭各类网络大V账号1100余个。

许多网友表示，有一种“被水军支配的恐惧”，在热点事件中，有人“带节奏”，有组织有计划地散布消息、引导观点，混淆视听，趁机影响普通人对事件的判断，形成有利于己的舆论风向，进而从中获利。这种“民意”变“生意”的现象，其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2013年，“两高”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依据刑法相关罪名惩治“网络水军”；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互联网跟帖服务管理规定》与《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监管制度不断精细化；2018年，修改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开始施行。法律法规不断强化、完善，对构建网络空间新秩序具有建设性。

然而，“网络水军”并非法律术语，也并非所有水军行为都涉嫌违法。本质上，它与网络营销、广告、公关等有着紧密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关注舆论、引导舆论、塑造形象是一种互联网时代的“刚需”。水军们擅长心理战、舆论战，极具煽动性，能左右网络视听，在学习微信网络营销成功传播某种事物方面有一定长处。只不过，造谣诽谤、散播谣言是不合适的，即便尚不构成违法犯罪，其以“形象损伤”等办法攻击对手，也是一种网络暴力。

这种道德以上、法律以下的水军行为不容忽视。治理网络水军本就要依靠各方的协同配合，针对上述情况，网络的主动管理不能缺位。养痈遗患不如打早打小，监管尽可能前置才是治理之道。

“网上信息管理，网站应负，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管。”《互联网跟帖服务管理规定》中，重点明确了网站。实名制是否落实到位？账号身份是否定期核查？对水军炒作舆情是否及时叫停并封锁参与账号？本公司内勾结水军组织的行为能否及时发现并处理？这些管理手段不难想知，关键在落实，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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