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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SEO 2025-08-18 18:35 3
当“快手取消大小周”登上热搜, 当腾讯光子工作室喊出“6点下班”的口号,互联网行业持续多年的“996福报论”终于迎来了松动。只是 伴随政策而来的,并非一边倒的欢呼——有人欢呼“终于能睡个整觉”,也有人担忧“少了一笔加班费,房租怎么凑”。这场关于工作制度的讨论,远比“取消”或“保留”更复杂。打工人真正期待的, 或许从来不是简单的“不加班”,而是一种能容纳生活、尊重个体、滋养成长的人性化工作制度。
“加班的人,有时候也会有加班费。除此之外我觉得更多是为了自己以后的发展。”天津某大型互联网公司运营岗员工杨林的话,道出了许多职场人的心声。2019年, 互联网行业掀起“996.ICU”运动,程序员们在GitHub上喊出“工作996,生病ICU”,将加班与健康的矛盾推向公众视野。马云的“996是福报”、 刘强东的“混日子不是我的兄弟”一度成为舆论焦点,两年过去,这些声音虽已降温,但996和大小周却成了许多行业的“默认选项”。
据《中国职场人健康报告2022》显示, 超70%的职场人每周加班超过10小时其中28%的人每周加班超过20小时。更令人担忧的是因长期加班导致的颈椎病、抑郁症、心血管疾病发病率逐年攀升。只是 另一组数据同样扎心:智联招聘调研显示,62%的职场人认为“不加班会影响晋升”,58%的人承认“即便不加班也会主动加班,怕被边缘化”。这种“被迫内卷”的状态,让打工人陷入了“想逃又不敢逃”的困境。
杭州某电商平台主播李笛的经历颇具代表性。她所在的电商直播行业处于高速增长期, 大小周工作制让她几乎没有周末,“加班就有加班费,周末还能蹭到公司的午餐水果,一个月下来能多赚三四千。”对她而言,加班是“多劳多得”的机会,但也藏着隐忧:“这是青春饭,不知道还能拼多久。真希望以后能给自己打工,不用看老板脸色。”这种“用健康换钱,用时间换未来”的矛盾,正是当下打工人的真实写照。
“没有虚假宣传,这家公司确实如HR所说那样不加班,公司到点就熄灯走人了但我却更没有自己的时间了。”广州某互联网咨询公司项目经理肖磊的吐槽,揭开了“表面取消996,实则隐性加班”的潜规则。他曾在一家号称“早九晚六绝不加班”的公司任职, 后来啊却发现KPI高到离谱——“正常时间内根本完不成,领导让我‘先做,能做多少做多少’,再说说只拿到70%的工资,4500元。”
这种“去加班化却去不掉加班压力”的现象,并非个例。据脉脉数据研究院统计, 2022年互联网行业“隐性加班”占比达45%,主要表现为:下班后随时待命、周末在家处理工作、用“提高效率”代替“加班费”。正如肖磊所说:“加班的人,有时候也会有加班费。但软性加班,才是最累的——没加班费,还不能拒绝。”
更让打工人无奈的是当“取消996”成为企业作秀的工具,反而加剧了职场焦虑。字节跳动曾因“取消大小周”引发争议, 1/3员工支持,1/3反对;快手取消大小周后有人吐槽“至少亏出一份房租”。这些声音背后是打工人对“生存成本”与“生活质量”的艰难权衡。“周末不休息,休息我就赚不到钱。”李笛的朴素想法, 道出了许多基层员工的心声——当加班费成为重要收入来源时简单的“取消”反而可能加重负担。
“大部分人更喜欢965吧。至少不影响生活和自己的事情。”杨林的向往,代表了许多打工人的核心诉求:不是拒绝工作,而是拒绝“工作吞噬生活”。上海某科技公司技术员宋轶的经历,或许能给我们更多启示。他曾在北京某大厂“996”三年, 健康亮起红灯后辞职游历新疆西藏三个月,重新找工作时他的标准变成了“工作空间自由,能平衡生活”。
“旅行的日子让我想通,工作和生活不是割裂的。我现在做技术员,经常全国各地出差,比以前困在办公桌强,能找回年轻时旅行的热爱。”宋轶的选择, 印证了一个道理:人性化的工作制度,不应只是“减少工时”,更应“赋予员工掌控生活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弹性的工作时间、可预期的任务量、对个人兴趣的尊重。
现实中,已有企业开始探索这样的制度。某互联网公司实行“核心工作制”——每天保证4小时高效工作, 其余时间员工可自主安排;某科技公司推行“无会议日”,每周三下午禁止开会,让员工专注深度工作。这些措施的效果是显著的:员工满意度提升30%,离职率下降20%,项目交付效率反而提高了15%。正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言:“效率是把事情做对,效能是做对的事情。人性化的制度,恰恰能让员工一边做到两者。”
当“Z世代”成为职场主力,他们的价值观正在重塑工作制度。据《2023职场人调研报告》, 90后、00后中,83%的人将“工作生活平衡”列为求职首要条件,远超薪资。这意味着,未来的职场竞争,不再是“谁更能加班”,而是“谁更能让员工活得像个人”。
这种转变需要多方合力。对企业而言, 应摒弃“唯时长论”的绩效考核,转向“后来啊导向”的管理模式——就像肖磊后来跳槽的公司,虽然仍有加班,但“一周3次左右”,且“下班后继续工作是自愿的”;对政策制定者,需加强劳动法施行力度,严惩“隐性加班”“变相克扣工资”等行为;对打工人自身,则要学会“理性**”,在“躺平”与“内卷”之间找到平衡点,正如宋轶所说:“中国人讲究中庸,不偏激,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才是最好的。”
李笛曾梦想“给自己打工”, 杨林期待“965的生活”,肖磊渴望“明明白白的剥削”,宋轶追求“工作与自由的平衡”。这些看似不同的诉求,实则指向同一个方向:对人性化的工作制度的期待。取消996不是终点, 而是起点——它提醒我们,好的工作制度,应当让劳动者在创造价值的一边,也能感受生活的温度,守护健康的底线,拥抱成长的可能。
正如一位网友的评论:“我们不是反对努力, 而是反对以‘努力’为名的剥削;不是拒绝奋斗,而是拒绝‘用命换钱’的畸形奋斗。”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倾听打工人的声音, 当“人性化”不再是口号,而是融入制度的文化,我们或许才能真正迎来一个“好好工作,好好生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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